从当时立场，他觉得，中国出现了很多负面的甚至黑暗的现象，这是暂时的。如果以此博求自己的待遇，以此博取自己的好处的话，自己就是卑鄙的。所以他对巴依玛法官说：好比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们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这家邻居。你却说，我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必须把你父母的隐私告诉我。你说这样的邻居有道义吗？

巴依玛一听，觉得很难为情。他说：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到此为止吧。

四、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

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人人都知道一个汉人的故事——苏武牧羊。两千多年前，苏武就曾在宗哈拉不远的贝加尔湖放牧。如今，宗哈拉又来了位中国人——徐洪慈。他要为自己的非法越境，在宗哈拉的大森林里服刑一年。

蒙古监狱给了徐洪慈另一种体验。他说：中国的监狱把我驯化了，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据徐洪慈介绍，蒙古所有被流放的人都集中在宗哈拉。宗哈拉自然条件非常严酷，那是个大森林，在冬天，天天是零下四十度，西伯利亚大寒潮可以直接到达那里，横扫天地之间。

夏天则是另一种严酷。这里的三种昆虫会轮番而上。宗哈拉的蚊子，没有那种嗡嗡嗡的声音，天一黑，这种大蚊子一口咬住你，当地人叫它血泵，像抽泵一样咬住你拼命吸。到了早晨，天一亮，太阳一出来，牛虻就来了，牛虻会把你当牛一样叮，牛和马的皮那么厚，牛虻照样能叮，所以所有的犯人最怕牛虻，叮下去就是一个大包，很毒的。除此以外，午睡的时候，还有一种小黑虫会钻进蚊帐。这样，在宗哈拉的夏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受折磨，这些昆虫三班倒地折磨着这里的犯人。

然而，在徐洪慈看来，在宗哈拉的大森林中，繁重的体力劳动、丧失了母语的环境尽管严酷，但那是单纯的身体的劳作和生活上的艰辛，没有像李光荣那样不停地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的狱警，他甚至感受到了一些快乐。

在宗哈拉，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很多犯人都是没脚趾的。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地人的脚趾都是喝酒喝掉的，蒙古人特别好酒，喝烈酒，他们很容易在暴饮以后暴醉。哪怕冬天，很多人就地倒下了，人冻不死，脚趾可付出了代价。

宗哈拉的犯人，从犯罪类别来说偷盗的多，基本没有政治犯，没有反革命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徐洪慈没有学会喝酒，却学会了打人。在那里，人和人关系很简单粗犷。一语不和，打人是常见的。有两次打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第一次是和管教打架，管教叫巧灵。徐洪慈身高一米八，但是在蒙古大汉眼里，他是小个子。巧灵把他举起来，扔到地上，一拳就把徐洪慈右边两根肋骨打断了。徐洪慈说蒙古人的拳头像簸斗一样大，像我们武侠小说里看到的拳如簸斗。但这次打架却让巧灵很佩服他：中国人，好汉、硬汉！蒙古人很豪爽，朋友们和巧灵说：你打得太过了，你把他肋骨打断了，他发高烧了。一听这话，巧灵觉得很对不起徐洪慈。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一个管教，就端着架子。立刻拿了一袋马肉去看他，当时那里盛行吃马肉。这是第一次打架。

第二次打架，是徐洪慈在监狱厨房里工作的时候。犯人的头经常到这里多吃多占，徐洪慈不允许，就打了起来。徐洪慈拿一个冒着青烟的熨斗就上去了。对方身高马大，比巧灵还厉害，像个黑猩猩一样。他居然拿着个熨斗烫上去，烫了个烙印。蒙古大汉打不过他就逃走了，也没有回头报复他。

徐洪慈觉得这个地方是粗犷的，道理也很简单。人和人之间有种最单纯简单的东西。和蒙古人相处，他一直有愉快的回忆。

五、你跟我去后杭盖

一年刑满后，徐洪慈已经能熟练地使用蒙古语。他不能想象，在异国他乡，一段爱情正向他走来。一九七四年，徐洪慈在首都乌兰巴托的医院遇见了一位叫奥永的姑娘。

奥永回忆道：我和徐洪慈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认识的。那时候我是一名护士。有一天，徐洪慈来我们医院看眼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当时，徐洪慈四十多岁，奥永二十一岁。年龄几乎相差了一代人。各方面差距也很大。然而，奥永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可怜他吗？他虽从监狱里出来，但他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是个好人。我心里清楚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这样简单，他们从相识，走到结合。

奥永回忆：他说，奥永啊，我知道你是个孤儿，你不要怕我。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你跟我去后杭盖，我们在那里生活。

在蒙古腹地的后杭盖省，徐洪慈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徐洪慈给别人做事，干体力活，搬木头，石头。当时蒙古还没有什么机器，就用那种两个把儿的小推车，就这样，徐洪慈给人家做了八年的活儿。他一边干活，一边还做饭做家务。

奥永说：三十多年，都是徐洪慈做饭的。我从没做过饭。那时候我们蒙古的妇女们说：什么活都是徐医生做，你就不能做做饭什么的吗？你多有福气啊！我跟徐洪慈说：要么我来做饭，他说：不用、不用，你就待在家里，把两个孩子看好就行。别的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做。

在蒙古的腹地后杭盖省，徐洪慈在自己的家里心甘情愿地为妻儿们操持着整个家。然而，在他的心底，亡命天涯的悲凉是不是能填平？他真的要在异国他乡终渡此生吗？

从宗哈拉出狱后，徐洪慈一直没有和国内的家里人联系，他觉得自己还在危险里，如果和家里联系的话，家里情况势必被政府掌握，这样他就有可能被引渡。他后来回忆说：这里与世隔绝，失去祖国，失去母语环境，我还能做什么？我的一切特长都不被认可，一切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四次越狱后，我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坚持到底。现在我已四十一岁，人生的一大半已经过去，年轻时的理想和抱负全部破灭了。

但他仍然非常关心祖国，也很想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蒙古出狱以后，第一次拿了工资，他就动脑筋买半导体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只要有空，他就不断地听国内的情况。国内形势的变化，他都是由此了解的，比如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国内社会事件，比如文革的结束。

大概在一九七九年，通过收音机，他揣摩各种社论文章，闻到了一种别样的气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却是他不敢想像的。他认为自己一辈子够反动的了：在反右时他的言论不说，在文革时候的作为不说，就单说越狱，在当时是个死罪啊！而他不仅越狱，还越境，这是叛国投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他想：我这样的人简直十恶不赦，不可能会得到宽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