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穿过下榻的酒店大堂，见到了带我去天文台的司机。整个车程长达四个小时，在开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下车冒雨走到三十米开外的农田中，一位老妇正在田间收割稻谷。司机向她询问100公里开外的天文台所在方向。由于言语不通，双方经过多次断断续续地沟通之后，老妇人拿着她的镰刀指向一个方向。

我们再次出发，穿过一个个小村庄，超过一辆辆摩托车和路边的行人。沿路的一些建筑物屋檐上翘，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另一些则是新建的，其中的居民是由天文台搬迁至此。

即便在科学界，搜寻地外文明（SETI）也常常往往被嘲笑为一种宗教神秘主义。大约20年前，美国国会以内华达州参议员理查德·布赖恩（Richard Bryan）提出的一项预算修正案驳回了美国的寻找地外文明计划。布赖恩指出，他希望这将是“花纳税人的钱进行火星狩猎季”的终结。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建成了首座以搜寻地外文明为主要科学目的之一的无线电观测站。

搜寻地外文明确实与宗教有一些相似特征。它的动机也是人类对联系和超越的最深欲望。其关注的是人类起源问题，关于自然的原始创造力，关于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未来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传统宗教已经变得对许多人毫无说服力的时候。但搜寻地外文明是否有助于解释这一切尚不清楚，也不清楚当时美国国会为什么决定不再资助搜寻地外文明。因为政府此前很乐意花上数亿美元来探索那些诸如黑洞和引力波等尚不明确的现象。这些耗资巨大，持续时间漫长的任务都是在目标还仅仅是一种概率性时就启动了。就像达尔文所表达的那样，智慧生命可以在地球上演化并不是一种投机的可能性。事实上，搜寻地外文明可能是达尔文主义所提出的最有意思的科学计划。

即使没有美国政府的资助，全球搜寻地外文明的热情正在上涨。今天的射电望远镜技术已经可以把遥远的恒星带到人类面前，我们也可以看到环绕它们运行的行星。下一代的观测技术正在发展之中，借助于新的技术手段，我们的观察将能够深入到这些行星的大气层中。 搜寻地外文明的研究人员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或将成为未来的思想家。他们已经在想象先进文明可能使用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在可观测的宇宙中所产生的迹象。他们已经了然如何从虚空中发现人造污染物的化学痕迹，他们知道如何筛查宇宙中浩瀚的星体，将行星从超新星爆炸波的余晖中解析出来。

2015年，俄罗斯亿万富豪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斥资1亿美元资助了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科学家领衔的SETI计划。该团队在一天之内进行的观测要比十年前的一整年中所做的观测还要多。2016年，米尔纳又向星际探测任务赞助了1亿美元。该项目在智利沙漠深处建造了巨型激光阵列，其发出的光束将会推动多个超薄探测器前往在四光年外的阿尔法半人马座，科学家通过探测器可以仔细观察阿尔法半人马座的行星。米尔纳告诉我，探头的摄像头可能能够分辨出行星上的大陆。研究团队模拟发射了这样的一个光束，并注意到其与地球天文学家经常发现的神秘“快速射电爆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它们可能是由类似的巨型激光阵列产生的，或许目的也是为探索宇宙中的其他地方。

米尔纳所资助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安德鲁·西米恩（Andrew Siemion）正在积极研究地外文明的可能性。在中国的巨型射电望远镜尚未建成之时，西米恩就前往参观，他热烈欢迎中国加入无线电观测台网络，为国际间联合观测打下基础，这些观测台将在SETI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其设施遍布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等地。去年秋天，当我带领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无线电观测台加入西米恩领导的项目时，他对中国的射电望远镜感到格外兴奋。他说，这是世界上最灵敏的望远镜，可以探测到那些“经常被认为最有可能是外星发射器发出的频谱”。

我来中国之前，西米恩告诉我天文台周围的道路很难寻找，但他说当我的手机失去信号时，就离目的地不远了。在射电抛物面天线附近禁止任何无线电传输，以免科学家们错误地将电磁干扰当成是宇宙深空中发射而来的信息。即便如此，天文台的超级计算机仍会收到数十亿个误报，其中大部分是人为干扰造成的。

当我的手机信号终于开始减弱的时候，我的司机也快要到达目的地了。此时我们离开阳光明媚的贵阳已有五个小时，天色渐黑。周遭是电影《阿凡达》般的层叠山脉，山风掠过竹海，像巨大的绿色羽毛一样摇摆不定。当我的手机完全没有信号时，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打在前挡风玻璃上。

到贵阳前一周，我曾经和刘慈欣一起参观了一个古老的观星台。 1442年明朝将中国首都迁到北京后，明成祖朱棣在紫禁城附近的一座新天文台上破土动工，打造了这座观星台。它的高度超过40英尺，城堡式的结构内部珍藏着中国最宝贵的天文仪器。

在地球上没有哪个文明在天文学上有中国这样的传承。在这里，天文学最早被中国的皇帝用来证明“天命”赋予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3500多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家们用象形图在龟背和牛骨上记录下当时各类宇宙现象。其中最早已知的日食纪录就出自甲骨文。在当时，这很可能被解释为灾难的预兆，比如敌人即将入侵。

我和刘慈欣坐在古天文台石头院子里的黑色大理石桌旁。数百年的松树高耸如云，遮挡了北京天空下的昏黄阳光。在院子一边是圆形的红色大门，一道楼梯通向一个类似炮塔的观测平台，其上包括一个巨大的天球，由数条青铜铸成的龙支撑着。 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这个刻有星星的圆球被盗，德法两国的军队挤在大刘和我坐着的院子里，搬走了数十台同样珍贵的天文仪器。

仪器最终得以归还，但整个事件带来的刺痛依旧挥之不去。这一时期对于中国来说依旧是“屈辱的世纪”，这是中国从明朝巅峰陨落的最低谷。当古代天文台建成时，中国就可以把自己看作是青铜器时代文明的孤独幸存者，包括古巴比伦，迈锡尼，甚至古埃等其他同期文明都已经不复存在。西方诗人往往把后者的遗迹看作是辉煌文明的体现，如今却没有任何存续。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却延续下来。各朝皇帝统管着这个星球上最大最复杂的社会组织。他们要求邻国纳贡，让当地的统治者派出特使前往北京，在皇帝面前下跪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