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人王建国是第二个同李斗“唠嗑”的资深成员，他对逃跑有了反应。“我问想走吗？他在我手上写了‘想’。”李斗说，后来通过在手上写字，他得知王建国当时已经陷入传销组织一个月了，被迫交了钱，但他一直在想办法离开，家人也已经知道情况。“那时候我就开始想，他们有些人是不是想走，但是不知道咋走？”

　　李斗说，他和王建国达成同盟，决定多拉几个人一起走。5月19日，李斗进入传销组织第三天，他与当天到达但激烈反抗的艾信通了气。

　　在李斗、王建国、艾信的撺掇下，逃离的情绪迅速蔓延。大约在5月21日，李斗进入窝点的第五天，他收到了“小老板”王兵递来的一张烟纸，上面写着“我想走”。虽然成为老板的人，都会获得用来记笔记的纸和笔，但他们不会把真心话记在笔记上，“被发现想走就完了”。

　　也有人突然犹豫了。河南小伙张宏本来一口答应，但第二天就去找领导“唠嗑”。“我当时特别担心他把我们说出去，而且他回来之后态度就变了，再问就回答‘走不走都行’。”李斗说，不知道张宏和领导聊了什么，但心情似乎特别不好，他猜测：“张宏去传销之后交的五千多都是贷款的，可能还指望从传销挣了钱去还钱。”

　　至此，除了四名想走的新人，艾信等人还与王建国、王兵和张宏三个小老板提前通了气，逃脱团成员达到七人。

　　据新成员们证实，实际上，王建国和张宏就是把他们从出租车上拽下来的“大汉”。两人表现得如此“听话”，是因为天津静海“蝶贝蕾”属于北派传销，不止对人进行洗脑，还使用暴力行为进行威慑。

　　艾信因反抗吃了苦头。他回忆，被困在传销窝点的第一天，他就成功向家人释放了信号。“和我爸通电话的时候，我先说话，然后故意用普通话说，我平时和家里打电话都用方言，我爸经验丰富，立刻察觉到我有危险，然后通知所有亲朋好友不要借钱给我。”

　　此后，艾信一直想要伺机逃脱，对传销洗脑并不在意。很快，他就挨了几脚。“那是别的窝点的领导来串门，所有人都要起立和领导握手，我是单手握的，然后立刻那个领导就从身后往我脚上踹了几脚。”

　　第二次挨打是在考核的时候。“其实就是考查你的洗脑程度。”艾信说，考官会询问“有没有2900元钱和两个朋友”等有暗示性的话题，还会问是否认同传销的理念，如何计算收益等，艾信说，他顶了几句嘴，对方就踢了过来。

　　卧底

　　想离开的人中，除了四名新人，还有王建国、王兵、张宏三个“老板”。李斗认为，当12个人里面已经至少七人想走，对方难以阻拦。他们把计划定在5月27日。26日“领导”发工资，按照惯例，那之后连续两天下午，他们都会进城“开荤”。只留下“大扛家”沈某和“小扛家”王春看管。

　　“我们当时选白天，因为白天外面人多，好拦车。”艾信说。根据多人叙述，财新记者还原了他们的逃脱场景：

　　5月27日下午2时许，在大口子门村的枣树林里，艾信最先沉不住气，他踢了一下王建国的脚，然后拿了一根棍子站起来。随后王兵、王建国和李斗相继起身，周欣等人也被拉了起来。沈某大喊“你们干嘛”，之后被艾信打了一棍子，众人冲到王春面前抢夺由他保管的手机。

　　王春没有反抗，把其他人手机交出，用自己的手机发短信。艾信问他是否在联系领导，同时棍子打了下去，却被李斗拦住，称“他人不错，别动手。”

　　艾信抢过手机袋，把手机都倒出来，找到自己的手机给父亲发了定位。李斗则负责把其他人的手机一边分发，一边鼓动：“导都不在，现在跑最合适，一起走吧。”之后，七人起身离开，王春也跟在后面。

　　“其实王春是卧底。”李斗告诉财新记者。这个说法获得了王春本人的验证，“我早就想走了。”王春说，只是后来他答应了周欣，要带她出来，所以才一直等待机会。

　　逃离传销窝点后，周欣仍然和王春保持联系，并继续称他为“师父”。周欣告诉财新记者，她进入窝点后，王春也作为“重点培养”的管理人员，从其他窝点轮换到她的窝点，并负责给她单独“上课”，在这过程中，两人发现互为老乡。“我看她真的挺可怜的，一个小姑娘特别不容易，就想救他一起走。”王春说。

　　王春本是一名厨师，因父亲发生车祸急需用钱，他在3月被QQ群里发布的“高薪兼职”信息骗入传销窝点。最初被洗脑时，他本想尝试“好好干行业，争取赚大钱”，但在卖了手机投了约5000块后，几个月过去，他除了升了几级，每个月只有不到1000块的收入。

　　他说，实际上传销组织并不像承诺的那样，每个月返利上万元。“大导每个月身上就几千块钱吧，租房子几百块钱，每个月花一两千养十几个人。”他说。

　　王春不敢直接与传销组织起冲突，他忍耐许久，终于熬到了能够自由出入的级别，并且有了一项“福利”——保管手机。“要不是为了带走周欣，我已经可以跑掉了，而且还能把手上的手机卖了，收回投进去的钱。”他坦言。

　　离开前，王春邀请“大扛”沈某一起走，“人都走了，留下来要担责任。”他说，但沈某无动于衷。和“领导”谈过话的张宏也有些犹豫，但被王春劝服了，“我就说，我们都走了，你在这儿还能有好果子吃？”

　　逃亡

　　离开传销窝点后，张宏拔腿就跑，速度之快让其他人怀疑他是不是要去给“领导”通风报信。跑出枣树林后，周欣给家人发定位信息，李斗给女朋友打电话，艾信报警，王春等人紧随其后。

　　在大口子门村周边，有数个传销窝点。“我走得也很纠结。”周欣说，跑出枣树林后，他们看到了隔壁窝点的看守，“一看到有人我就抓紧棍子，害怕又被他们抓过去，但是发现他们都不管”。

　　跑到104国道上，众人立刻打车四散奔逃，艾信和张宏留待警察到来。艾信回忆，他和张宏沿着马路走了10多分钟，又等了差不多10分钟后，等到了四名警察。之后他在原地等待，张宏随着警察去取行李，并试着解救落下的“丽丽”。

　　艾信说，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出来找人的领导贾某。贾某骑着只有领导才能使用的自行车——那是一辆偷来的共享单车——从他身边经过。“他看到我了，我也看到他了，估计是在找我们。”艾信说，但贾某并未经举妄动。

　　当晚，艾信和张宏住在了火车站的旅馆，用家人转到微信里的钱付账。“我们出来之后，像乞丐一样。但走在大街上，所有人都见怪不怪。”他描述道，“到了宾馆，和老板说我们是从传销里逃出来的，没有身份证，老板也不觉得奇怪，带着我们去附近的派出所核查了一下身份就让我们住下了。”

　　这让逃亡者感到，传销已经深入静海。艾信回忆起，曾经有更高级的头目去他们的窝点“讲课”，称在静海有“蝶贝蕾”成员数万人。“就我们周边的野地，起码有几百人，几十个人组成一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