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闻晨报》报道，和很多作家不同的是，莫言这个名字是笔名。莫言原名管谟业，给自己起这个笔名的原因是，小时候他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父母合伙暴打他一顿，从此记住了为多话而挨的打，于是把名字里的“谟”字拆开用，警示自己少说话。

　　虽然低调，但其实，他能说会道。

　　童年骂老师“奴隶主”受处分

　　莫言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家里穷，小时候的他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吃。他6岁进校读书，曾因骂老师是"奴隶主"受到处分，小时候这种压抑的心理特征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但他在书里找到了安慰。莫言从小就爱读书，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12岁时因“文革”爆发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闲暇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书可读时甚至读《新华字典》。

　　他曾自述自己童年时读书的情形：“那时候既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村子里的人演一些《血海深仇》、《三世仇》之类的忆苦戏。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下，看"闲书"便成为我的最大乐趣。父亲反对我看"闲书"，大概是怕我中了书里的流毒，变成个坏人，更怕我因看"闲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我看"闲书"就只能像地下党搞秘密活动一样。后来，我的班主任家访时对我的父母说其实可以让我适当地看一些"闲书"，形势才略有好转。但我看"闲书"的样子总是不如我背诵课文或是背着草筐、牵着牛羊的样子让我父母看着顺眼。”他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换来看这本书一下午的权利，而且必须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监督着，仿佛我把书拿出门就会去盗版一样。这本用汗水换来短暂阅读权的书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那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里能射出白光的郑伦、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眼里长手手里又长眼的杨任，等等等等，一辈子也忘不掉啊。后来又用各种方式，把周围几个村子里流传的几部经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全弄到手看了。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用飞一样的速度阅读一遍，书中的人名就能记全，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描写爱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地背诵”。

　　一次，借到《青春之歌》时已是下午，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家里的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草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读完了，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

　　《红高粱》版权卖了800元

　　18岁成年后，莫言到了县棉花加工厂干临时工。1976年，21岁的他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务。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为《春夜雨霏霏》，后又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之后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5年，在学校学习期间，莫言发表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了文坛的注意。

　　1986年，莫言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反响强烈。《红高粱》是莫言的第一座高峰，那时的他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写作起来大胆甚至野蛮，如今回头再看，他承认已经写不出当年的气势了。

　　《红高梁》获得第4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被译成近20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张艺谋据其改编的电影更是获得了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莫言事后回忆过当时和张艺谋合作的情景，“张艺谋找到我，要改编我的小说，我非常高兴，觉得我要发一笔大财了。小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的版权费是800元，800元在今天确实不算钱了，有一些作家电影版权卖几百万元，不过，当时这800元，让我兴奋得一夜未眠。”后来，作为编剧之一的莫言又拿到1200元稿酬，“当时有规定，一部编剧作品最高开到4000元稿费。当时有3位编剧，张艺谋觉得三个编剧分4000元太少了，就建议我们写成上下集，支付给我们8000元稿酬。结果我们中有一个编剧一下子写了6万多字，比我的小说还长”。

　　莫言之后和张艺谋还有过一次合作他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被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幸福时光》，但这次合作，莫言坦承并不成功，“这个片子可以说是张艺谋电影创作当中的滑铁卢。我现在都不愿承认这部电影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合作，但后来未能拍成电影拍完《红高粱》后，张艺谋的文学顾问找到莫言，说张艺谋希望有一个农村题材作品，里面要有很多宏伟壮观的大场面，莫言联系到

　　自己棉花加工厂临时工的经历，提出了这一构思说，因为先入为主，女主角照着巩俐写的，写着写着莫言想到了画面、台词和电影镜头，但这个剧本张艺谋并不满意，最后没有拍成。

　　去年始获茅奖

　　经历了《红高粱》的写作高峰后，莫言一路寻求突破，创作了《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作品。

　　其中，1995年出版的《丰乳肥臀》书名曾引起过不小争议，持异议者称，这是煽情弄色，但莫言认为，“丰乳”和“肥臀”是能够表现女性生理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件常被人们赞美的事物，决不是指轻浮和放荡，“有争议，我想非常正常。一部作品假如没有争议，应该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我在书的扉页上写着，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从主观来讲，我确实是想写一部作品献给母亲。当然有很多批评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这也没有关系”。

　　2005年呼声最高的《檀香刑》因两票之差落选茅盾文学奖，更是成为一场意外事件，去年因《蛙》首获茅盾文学奖，普遍被认为是对当年《檀香刑》的一次补偿，对于这个迟到的奖，莫言表现得很幽默，“这个奖给我带来了数百条祝贺短信。真正的意义就是：今后的作品，必须与这部得了奖的作品不一样。”

　　同样在去年，莫言获选中国作协副主席，“也没什么工作，就是一年开几次会，不会影响我的创作”。

　　近年来，莫言的写作速度越来越慢《生死疲劳》是2006年出版的，《蛙》是2009年底出版的，这期间只写了四五个短篇，面对灵感的枯竭，他也会焦虑，“我不勉强自己。有时候也没必要跟自己较劲，不一定非要写什么，当你感觉哪一部作品一瞬间让你非常激动，只能去写它。不要非几年内出一部长篇，作家写得再多，能留下的也就那么几部。十部中上水平的作品，还不如写一部好作品”。

　　随着写作技巧越来越成熟，他反而越来越困惑了，“当年写《红高粱》时没有困惑，感觉到手握真理，脚踏祥云，天马行空。现在越写越老实，老觉得当初的写法不对。自己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重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这样的作家要想获得新生，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只能自己救自己，铺下身子，沉入到生活的底下”。

　　在莫言的老家高密，如今已建立起了莫言文学馆，“高密的宣传部长退休后希望成立莫言研究会，我说研究我没有意义，他说跟你没关系，没侵犯你的利益。我就没法拒绝了。正好高密一中有一处80年代的旧楼，空着，他们商量了一下，希望办成文学社团的场所，建成莫言文学馆。因为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参与其间，我也没法反对。如果非闹着不让办，也有点矫情”。这个莫言文学馆，他也去看过，“感觉很荒诞，完全像是外人。文学馆里的莫言，是他们塑造的另外一个莫言”。

　　左手写书法自认脸皮厚

　　至今，莫言依然以农民自居，他的作品几乎全部取材于家乡，他的爱好也没变，爱吃玉米面和着黄豆面烘出来的玉米饼，常常回老家和老乡聊天，2006年，他还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带到了自己的老家，“真实的我一直很自卑，农民出身，知道自己的"本钱"，狂妄不起来”。有朋友说莫言是个温吞的性格，说好点是温和厚道没错，往狠里说就是窝囊出版社欠他稿费，他顾着朋友面子不愿去要；熟人帮他装修房子，4万块钱把卫生间装得跟胡同里的公厕似的，他也不抱怨，自个儿又请山东老乡来装，十几个人开着两辆大卡车，把所有的材料都拉进屋，水泥地换成木头的，墙刷白了走人。朋友调侃他，“就这装修队伍，一准把你家弄得跟农村大队部一个水平，还好意思请大江健三郎到家吃馅饼哪？”莫言还解释：“大江也是农村出来的，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追求，吃饱穿暖有地儿住，挺好”。

　　在作家群中，莫言和贾平凹的书法是公认比较好的，而莫言的更与众不同些他写的是左书，即用左手写。被问起缘由，他很幽默，“我以前用右手，怎么写都像是写钢笔字，于是改为左手。”又道：“我的字写不好，只不过脸皮比较厚而已。”

　　还有一次，接受采访被问到对文艺创作中的新概念“意识流”一词如何理解时，莫言巧妙比喻，“电影《红高粱》中那小孩在地上撒尿形成了轨迹，这流动的过程就叫"意识流"”。

　　幽默，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老百姓使自己活下去，解脱自己、减轻压力和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我想，实际上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幽默感，甚至是黑色幽默，荒诞的幽默。我们当时叫拉怪话、拉熊话。比如说寒风刺骨，抱着个铁锹，穿着单薄的衣服，哆哆嗦嗦地被生产队的干部赶出去挖沟挖河，这个时候我们会讲一些会令人捧腹大笑的话，一边讲还一边唱。我的父亲是非常严肃、方正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几兄弟在外面是很有名的拉怪话的人，当他的面，我屁都不敢放……”

　　《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的成名作。发表于《中国作家》第二期的中篇小说，通过黑孩来诉说他少年时代吃过的苦，生活环境的寂寞荒凉，无人理睬却又耽于幻想的那一段时光。

　　《红高粱》

　　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并参加编剧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和《红高粱》五部组成了《红高粱家族》，这是莫言影响最大的作品，被译成近20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书中创造了他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舞剧。

　　《红高粱家族》译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历年来销量已达数百万册。

　　《白狗秋千架》

　　写阔别高密东北乡十年后的“我”回故乡，在桥头碰到了一条白狗和它的主人，“我”认出了她原来是十几年的故人暖，白狗也是和他们一块长大的老伙伴。

　　1988年获台湾联合文学奖，根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暖》获第16届东京电影节金麒麟奖，2001年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

　　《酒国》

　　讲述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奉命到酒国市去调查一个特殊的案子：酒国市的官员吃掉了无数婴儿。但到酒国市的人没有能经得起诱惑的，丁钩儿虽不断提醒自己不喝酒，最后却醉酒淹死在茅厕里。

　　法文版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

　　《天堂蒜薹之歌》

　　小说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描写了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

　　《丰乳肥臀》

　　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她生养的众多女儿构成的庞大家族与20世纪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和民间组织发生了枝枝蔓蔓、藕断丝连的联系。

　　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西班牙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

　　《师傅愈来愈幽默》

　　小说主要通过一位国企下岗职工的目光，展示出一对对热恋中的情侣，他们如何在偷偷摸摸中发泄自己被禁锢的爱情。张艺谋电影《幸福时光》据此改编而成。

　　《檀香刑》

　　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

　　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2002年获首届“鼎钧文学奖”；2004年4月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译有越南文、日文、意大利文、韩文、法文版本等等。

　　《食草家族》

　　堪称汉语文学中将荒诞魔幻发展到极致的作品，小说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描写了生活在贫瘠而又富饶的上地上的祖先们与大自然的关系。

　　《四十一炮》

　　以上世纪90年代初农村改革为背景，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折射出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以及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惘。

　　2004年获得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生死疲劳》

　　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不断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这块土地，通过他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变革。

　　2007年获得“福星惠誉杯《十月》优秀作品奖”；入围首届“曼布克亚洲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小说排行榜”榜首、《亚洲周刊》“2006年十大好书”。已于越南、日本、韩国、意大利、法国、瑞典出版。

　　《蛙》

　　刊登在《收获》杂志上，并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个乡村女医生的形象，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路程。

　　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共印刷20万册，近日库存的5000多册已被抢购一空，出版社正在紧急调运纸张加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