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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太大，尾声就不会太小。北京外语学院(前身是俄专)一批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也来“提审”我。我离开该校已二十多年，与他们何干?他们由几个教师模样的人带领，从上午就来到了。监狱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快吃中饭了，不能提审。”饭后又说：“要放风，不能提审。”可怜的娃娃们就这样等着。放风后，工作人员对我说：“有几个青年学生要找你谈话，但不着急，等一会儿再去。”最后带我去了，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开口就宣布“纪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说： “如果违反了这三条纪律，就要打烂你的狗头!”我问：“谁的头?”他们紧张了一下，其中一个说：“你的头。”我又问：“我的头怎么会长在狗身上?”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他们不敢动武。接着提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一、“为什么你要建议成立‘俄语专修馆’?”二、“为什么你要把俄专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处的名称都用俄文写成?”三、“你任用过你的私人吗?”四、“张锡俦是怎样到俄专的?”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看守人员在门旁听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并催促他们快点收场。其实他们并无意弄清任何问题，只不过出于好奇，找借口来欣赏这座“高级监狱”而已。 前后审问过我的，不下百十人。但真正有自己头脑的，充其量不过一二人，其余全是稀里糊涂给人当棍子。 自1972年起，由一个青年战士专管二楼犯人，他二十多岁，一口胶东话，有时同我聊聊，问长问短，表示对我很关心，我也表示愿意帮他做点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他们学习抓得很紧，但常遇到困难，特别是有些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句，既不知道它的出处，又不能深解其意，像此类问题，想来问问我是否可以?我十分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从此，他就有时带着问题来找我进行探讨。研究过三四次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他做的事情?他说图书馆的《马恩全集》全都需要包上书皮，以防损坏，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于是他把书和必要的用具陆续送来。我花了几天功夫，把两套《马恩全集》几乎全部包上了书皮，并题写了书名。他很满意，对我也更关心了。有时我想吃青椒、葱、辣椒、盐、蒜、酱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设法给我弄来。有时厨房没有辣椒，他竟到狱外向群众讨要点来。我很感谢他，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真诚的友谊。而我的身体也迅速肥胖起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5月的一天早晨，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在押犯人已有许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他让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来，只带属于我私人的东西。那条大棉被，是监狱发的，但归个人所有了，他极力劝我带上，并动手替我包装。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所以坚决不要。现在想起来，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留下半点铁窗的“纪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监狱的大门口，装上汽车，然后站在高台上……我们的友谊再深，此时此地，他却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惨，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别;我也同样，几回首…… 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我自己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了一遍。开始时，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所以不许我看。当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列宁全集》时，便没有理由禁止我了。我发现第28卷以后的各卷误译甚多，有的我批在书上，有的作了记录。出狱后把我的意见告诉了编译局。 重见天日痛定思痛 十几年与世隔绝，社会和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的观念和语言的变化。我只要开口讲话，孩子们就笑我，别人也瞪着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是个怪物，这是后话。 再说我虽从监狱出来了，但“案子”并没有了结，而是移交给公安部第一专案组继续审理结案。我呢?仍旧被流放到陕西扶风，在扶风又呆了三年。 在这三年中，给我的案子做了五六次结论。主要是办案人员想不开，总不愿意这十几年白辛苦，于是纠缠不休。然而谎言终归不能成为事实!他们起草的“结论”上的胡言乱语一个一个被否定之后，只剩下一个费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为我“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特务”的罪证，坚持要写在结论中(费德林和尤金一样是毛主席的客人，也是同我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有一次他们为此事来到扶风时，正值我的小女儿明朗来看望我，她在旁插话说：“难道给毛主席做事也有罪吗?!”他们顿时哑口无言，无所措手足。啊!这就是经过风雨、见了世面的小青年!以后他们来谈话，就不许我的女儿在场。 无理者却有权! 直到1979年初，一切专案统统移交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很快给我做了最后的结论——“经13年审查，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监狱，泡上13年?加上前后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几个18年?!对我个人来说，蹲监狱或许还是一种幸运，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同王世英一样被活活打死的结局。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和我们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还有多少?数得清吗?而实际上真正暗藏在我们心腹之中的奸人、反革命分子，只有康生、江青之类极少数几个人。怎么就会弄得人妖颠倒到如此程度?!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几乎朝朝代代都不乏忠奸颠倒的事例，而“文革”则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不真正汲取教训，还可能踏上覆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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