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秦城监狱的医生忽然断言我患有恶性肿瘤，把我送到复兴医院，要求给我施行“手术”。医院接诊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后升任院长)钱之达同志。他诊断不是肿瘤，没有必要动手术。但监狱来的人不答应，不但要求立即动手术，而且要在手术后立即把我带回监狱去。钱大夫却本着高尚的医德和责任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绝不草率从事。于是他们用习惯了的“专政”态度同大夫大吵大闹了一个多小时。钱大夫是寸步不让，决不苟且，毫不动摇!那些人只好押着我转回秦城。过了两三天，又送我到医院医治。钱大夫显然意识到了其中有蹊跷，也就特别地小心谨慎。我被隔离在单人房间，用了一周的时间做各种检查和准备工作，然后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虽然无缘无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于钱大夫的精心安排和防范，总算没有发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来!术后三日，便把我接回监狱。

我的身体在康复期间，食欲特别好，我自己暗暗庆幸。但不料祸从天降!一天午饭后几个小时，我开始腹部疼痛，并不断加剧，至晚则上吐下泻，头昏脑胀，不省人事。由于返回岗位的原监狱管理人员的救助，我又一次脱了险。后来知道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人，我因食欲好，是中毒最重的三个人中之一。但是怎样造成的食物中毒，却始终不知。

我在监狱里好像是孤身奋斗，实际上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援救之手!

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种种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可是我已经吃惯了窝窝头，觉得馒头没有窝窝头香，可是讨要窝窝头，也是没有。

“保险”不保魔临末日

“保险库”里的人也并不那么保险。大约1970年初，突然来了几个人，很神秘地要我揭发、交代陈伯达的问题，讲了很多，好言相劝。我问他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讲的是真话还是想捉弄我?希望你们的态度放老实点。我已经被捉弄糊涂了，被折腾够了!前不久，你们还划了个‘钢铁圈’，里面的六个人中就有陈伯达，是受到绝对保护的，连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却要我在太岁头上动土。收起你们这一套把戏吧，我不上当!”他们则苦苦劝说，捶胸发誓说他们不是耍圈套，而是有上级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机密紧急指示。今天来，也还只是秘密调查，收集材料，在这里说的也还不能公开等等。我表示要考虑两天，待弄清问题再说，他们只好答应。我又问：“那么那个钢铁圈还存在不存在?”他们马上回答：“没有什么钢铁圈。”我又说：“你们曾经宣布的六个人不许触及，只要触及其中任何一个人就要犯罪，还有效没有?这个罪我是犯不起的!”这使他们大伤脑筋。于是他们再次来时，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复制件拿来给我看。那是几个大字和几行小字，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陈伯达大闹庐山，几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庐山会议开完，便不辞而去，不知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题词，我答应写有关陈伯达的材料。他们嘱咐我：写好后，不可交任何人转，只要告诉公务人员，他们自己就会来取。

我当然实事求是地，据我所知，一是一、二是二地写了材料。但他们还是不断纠缠，反复“启发”我、提示我，授意我添油加醋。我说不能画蛇添足、弄虚作假。他们却说：“你只管写，不要你负责。”我反驳说：“这是什么话?!我写的材料，却不要我自己负责，那还行?!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弄虚作假、胡说乱写，那你们自己按需要去编造岂不更好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是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后加以歪曲，并编造了“中央文件”，其中说：“‘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背后给我加上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实际公开批判陈伯达，是我写了陈伯达材料的六七个月之后开始的。

兔死狐悲，唇亡齿寒。陈伯达被揪出后，可以想见康生那种危哉殆哉、战战兢兢、不可终日的鬼样子——他同陈伯达的拉扯关系是永远也交代不清楚的!但是，“吾发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过大大地虚惊一场，而真正的后台却是林彪。

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人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陪。这位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一副哭丧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个八九分。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岗的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又如何经过高岗给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谈得很上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我十分惊讶!而他竟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干什么?!”看来，大戏快到终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