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更新骂人不带脏字的狠话,骂人的句子
当前位置:主页 > 骂人的歌 >

毛泽东翻译师哲回忆录:我在秦城监狱13年(5)

发布时间:2018-04-14 16:25 类别:骂人的歌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除了开除党籍之外,康生还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师哲安排得远离铁路交通要道”;二是“要割断师哲与中央的联系”;三是“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这只有康生那特制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可见对我的处理只不过是借题发挥;13年的囚徒,更与此无关。当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之后,康生又给压下来,直等到十中全会的机会又进一步加害于我!

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时期。我潜心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心情愉快。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自己看到的认为带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及时写信向毛主席报告。而毛主席也数次把我的信批转到地方上,或转周总理办理。有时还让叶子龙来信转达他的话说:“你不要着急,党对你是了解的,你的党籍问题也会解决的,只是时机问题而已。”但是,康生扣压山东省委关于恢复我的党籍的决定,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生死搏斗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了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一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鸣冤?究竟落个“自戕抗议”,还是“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有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供了医疗条件。有一次他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问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不会成功,只会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揭发谁?”我说:“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没有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是十分正确和有道理的。他是个正派人、有道德的人。我也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也进一层地懂得我们党和国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劫难!

某一天,来了八九个人,似乎各兵种的都有。其中一个青年格外积极,抢着给我说教,搬出了许多条文,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不要鬼鬼崇崇,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崇崇”,而应说“祟祟”。他回答说:“反正都一样。”还把“班门弄斧”说成“搬门弄术”,再加上一些形象解释,我又给他纠正。真使人哭笑不得。

再一天来的似乎是一批老手,也很精灵狡猾。一进门就要我站起来朗读墙上贴的各种语录条幅,大都是从“红宝书”上摘下来的,诸如“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不实事求是、不忠诚老实、装腔作势、盛气凌人、自欺欺人”之类。我倒是很喜欢读,而且读到“反对不实事求是”之类的语录时,故意提高声音,且多读几遍。其中一人总算听出了味道,要求我说明“是给自己读,还是给我们读,为我们听?”我说:“这是主席的话,谁都得听,谁听谁不听,我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读法是给我们听的。”我说:“那只好大家都听吧。”此后,他们把那些语录全去掉了。这不足以说明那时叫得震天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货色吗?

接着,他们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交代问题时,都不能涉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三人的名字和事情。过了几天,再次重申这一原则时,又变成了六个人,即加上了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强调:在谈话中不仅不能涉及他们的事,即使一提他们的名字,都是犯罪。我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提出有关他们的问题时,我如何答复?”他们说:“不会问你这类问题的。”此后,全国十亿人口中,只有六个人受到保护,似乎进入了保险库。实际上在以后的谈话中,又不能不涉及到这六个人中的某一个,遇此情况,我只好用“他”或“她”来代称,显然这就很难使他们听得明白,而他们又不敢追问具体人的姓名。这种愚蠢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渐渐地也就不再来纠缠了。

这期间,来了一批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的长相一个赛一个,然而她们那种无赖劲,更是一个赛一个。她们那被扭曲了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演。她们出言不逊,任意侮辱人,张牙舞爪,推推搡搡。够了,我想起就痛心,我们文明古国,到底造就了一代什么“新人”?!

还要说到一个文化水平极低、不懂事理,又讲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人。他一坐下来就抠脚搔痒,态度十分蛮横,却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带来的一个北大的学生,是他的依托和帮手。我前前后后被他们纠缠了三个多月,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1949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则要求他派一位哲学家来帮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译《毛选》,同尤金来往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我也反复交代过了。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华大地,并请尤金讲学。这些也是组织上了解的,我也反复交代过的。唯有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请陆定一、林莉、张锡俦和我参加了一次午餐,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遗忘了。三个多月的车轮战、罚站、折磨,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的提问,只是要我交代陆定一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大使馆的关系。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不肯,只骂我“不老实”,施加了种种的折磨。一天午饭后休息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尤金请我们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谢帮助过他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的。于是我立即找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似乎满足了。我却不想就此罢休!我说:“你们只知道同我在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纠缠,却不愿了解实质性的问题。”他们装腔作势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得告诉你们: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亲自和斯大林商定后,邀请尤金来中国的。陆定一是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尤金周游全国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旅游和讲学回来以后,立即给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主席看了表示满意,而对陆定一回来‘一声不吭’主席有意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怎么能怀疑我隐瞒陆定一同尤金的关系而加罪于我?!真是莫须有!”



发现一点点-人生感悟:人生没有捷径。

最进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