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老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都满足了我。诸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墨、砚台以及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的人关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的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管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理，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无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在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食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作“练兵”的现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然而见了面却无话可说。尤其是年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话，找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动，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一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主动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历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同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请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矛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推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拼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味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也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习班”返回来的管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没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江河有源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到这步田地的渊源。我在其他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己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劫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了起来——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些闲话，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匆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带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时，王光美却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他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蜚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要我把自己听到的闲话告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这就使我大大为难了，尤其因为我知道这些流言蜚语大部分源于江青，其中的隐情又难以尽知，而毛主席的话又不能违抗。不得已，我硬着头皮向刘少奇反映了些许，提醒他注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