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同我搏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像是高级一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宫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暄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厉，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忏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一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三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一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时，就从他的嘴里早已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一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有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这个可怜虫竟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像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生教给他的妙诀是对我的每一句话，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一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沉默无言。哑戏一场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查你——师哲，实在，实在……”就这样度过了两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己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搏斗了。可惜他只不过是主子的传声筒，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回答，只是含糊地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地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有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六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情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不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明：“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充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侯街二十几号，此处也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且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都空着。安排我的那幢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面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饮食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