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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翻译师哲回忆录:我在秦城监狱13年

发布时间:2018-04-14 16:25 类别:骂人的歌

毛泽东翻译师哲回忆录:我在秦城监狱13年

没问题!没问题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监狱,泡上13年?加上前后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几个18年?!对我个人来说,蹲监狱或许还是一种幸运,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同王世英一样被活活打死的结局。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和我们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还有多少?数得清吗?

师哲(1905-1998),本名师习德,以俄语译家与苏联问题专家名世。1925年留苏,入基辅联合军官学校,1938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任弼时秘书。1940年回国,长期兼任毛刘周朱的俄文翻译,多次出席中苏两党最高层会谈,协助中共领导人处理中苏事务。1957年主动请求调离中央,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犯错误”开除党籍,下放故乡陕西扶风农场。1962年先软禁后监禁,1966年夏关入秦城监狱,编号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前后蹲监13年,流放5年。1980年复出,任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顾问,1987年瘫痪在床。晚年在《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中详细记述了关入秦城监狱的前前后后。全文如下。

师哲(网络图片)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道道地地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喇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的“史无前例”开始不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布,屈辱、悲哀、愤懑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留在心头!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我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己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疗养(我在《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去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竟成诀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猜测,我能蒙受什么祸患?!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到这个‘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要老实交代。”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己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师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我宣布:“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同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就在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诃德”同我搏斗



发现一点点-人生感悟:人生没有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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